一、香港的新聞自由

金庸稱，除了妻子兒女，他最愛的就是新聞事業。如果下一世投胎做人，希望還是做新聞工作。

正是香港的新聞自由環境給了他創造事業的機會，成就了他和《明報》，對此他始終很清醒，在《明報》幾十年的社評中不斷提起。1963年11月15日，他在《香港的新聞自由》社評中說，香港報紙有新聞自由，不受政府在法律之外的任何幹預。“香港另外有一種新聞自由，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中的同業所享受不到的，那便是不必大資本家才有辦報紙的自由，我們在香港有四十多家報紙，幾乎任何一派意見都有發表的機會，廣告商也不能控制報紙的言論。”

對於小資本可以辦報的自由，金庸深感欣慰，否則就沒有他的《明報》了。1966年9月26日，他在《大報小報與新聞自由》社評中說，大報並小報的結果，所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實際上變成了幾個大財團的言論自由。“如果一個城市中只剩下一兩家獨霸性的報紙，在通常情形之下，小市民的意見就不易得到反映。這次天星小輪加價，全港數十家報紙幾乎是眾口一詞地反對，如果在其他社會中，一兩家大報壟斷言論，市民們的反對意見恐怕很難表達出來。當然，本港的新聞自由也有它的限度，但在小型報能夠立足這一點上，可說勝過了世界上許許多多地區。真正的新聞自由，應當是社會上有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報紙存在，能發表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見。”他在1963年就不無擔憂，“香港這種相當接近於真正新聞自由的情形，不知能維持多久？我們這些小魚，不知什麽時候成為大魚肚中的食物”？

因此，金庸一直珍惜香港的言論自由環境。當1967年“五月風暴”席卷香港，左派報紙充滿了火藥味時，他在7月22日發表《真正的“言論自由”》社評：

各種自由之中，最重要的自由之一是“言論自由”，非常明顯，近幾個月來此間左報所行使的言論自由，大大地越出了範圍。他們不但在報上肆意謾罵和誹謗，捏造事實，散布謠言，破壞公共秩序，還在天天號召行使暴力。

8月10日，他又在《煽動、恐嚇、誹謗、造謠決不是“新聞自由”！》社評中說：

整個自由世界都公認，香港是有充分新聞自由的地方。任何報紙都有擁護或反對某種主義和思想的自由，有批評政府的自由，有報道任何事實的自由。然而正同任何自由一樣，新聞自由也必定有它的限度。……不幸的是，在香港這個社會中，有一批人假借“新聞自由”“愛國”等美麗的名詞，天天在進行煽動、恐嚇、誹謗、造謠，企圖破壞整個社會。這與真正的新聞自由毫不相幹。

當時，《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因此被令暫時停刊，《明報》用特大號標題作了報道。

金庸一直認為香港是世界上少數具有新聞自由的地區。1970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講“香港報業”，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事實上遠較英、美、日等國為充分，目前在，倫敦、紐約、東京等地新辦一家報紙，得以暢所欲言，雖非絕對不可能，但也已近乎不可能，至少，那也是千萬富翁的事，而不是報人或新聞愛好者的事。報人而能自己辦報，世界上除了香港以外，很少有別的地區。

1971年6月2日，他在《香港的新聞自由》社評中說，與十二年前辦《明報》之時相比，目前職業報人要在香港辦報，困難增加了數倍，物價高漲，競爭激烈。困難雖大，畢竟還是可為，每年我們都見到有新報紙創刊。“在香港，以言論自由而言，倒的的確確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雖沒有一百家報紙，卻也超過了五十家。倫敦、紐約報紙越來越少，越來越集中，真正享有新聞自由的，只不過是一兩份報紙的一兩個老板而已。”

1979年，金庸在香港中文大學座談時說，香港的新聞自由相當充分，自己在報界工作三十一年，政府插手禁止刊登某某消息，這類事情還不曾經歷過。①

1983年5月20日，又逢報慶日，他的社評說，《明報》以香港為基地，沒有香港，根本沒有《明報》，像《明報》這樣的報紙，不可能在世界任何別的地方出版。英、美、日、法等國有自由與獨立的報紙，內容比《明報》好得多，然而不是中文的。他向讀者承諾，《明報》出版一天，就一天為維護香港人的自由與法治而努力，決不會對不起老讀者，將會保持自由客觀的風格。

金庸深知，新聞自由是要爭取的。

早在1962年“逃亡潮”中，香港《虎報》《工商日報》有三個攝影記者被捕，他在7月25日發表社評《報非“聖報”，孰能無過？》，7月31日發表《喜聞三記者被判無罪》社評。法院判決結果出來前，他與《天天日報》負責人韋基舜交換意見，認為報紙記者有責任向公眾報道事實的真相，如果采訪新聞被認為是阻差辦公，今後工作將發生重大困難。他們感到此事牽涉全港新聞界，並不單單是這三位記者而已。他們一致認為，自有報紙以來，新聞自由就是報人要努力爭取的一個目標。

1986年1月27日、28日，金庸接連發表社評《堅決保衛言論自由》《什麽是言論自由？》：

只要人民有自由公開發表言論，政府的錯誤就可能得到糾正，濫用權力的情況就有可能予以遏制。……不論如何專制集權的政府或行政領袖，都無法長期忍受公開發表的批評和抨擊，所以專制政府的當務之急就是壓制言論自由，取締報章雜志的出版自由。

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62頁。

公眾和許多新聞從業員對於將來香港是否能繼續享受言論自由很感憂心。老實說，我們也不是完全放心，因為將來什麽事都可能發生。

……因為失卻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香港人也必失卻其他各種自由。這種不幸的情況可能不會發生。目前大家自由發言，正是為保護將來的自由而努力，盡力防止這種不幸情況出現。

金庸表示：“《明報》忠實獨立的方針決不改變，在具體做法上，當然會依情勢而時時作出修正。……香港人的底線是‘自由法治，制度不變’，香港報界的底線是‘言論自由’，那也包括在全體香港人的底線之中。在言論自由上讓步，就是無條件投降。”當年3月25日香港大學授予他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表揚他對新聞工作、文化事業和各種社會工作的貢獻。《明報月刊》約他筆談感想，他不願談自己的工作，認為殊不足道，就轉發了這兩篇社評，以說明他的思想和態度。

1987年3月11日，香港立法局通過政府提出的公安修訂條例草案，其中第27條授權政府，如某一新聞是虛假的，可能引起市民恐慌，不管新聞發布者是否蓄意或惡意，都可起訴。新聞界一片反對聲浪，因為這觸及了他們的底線。3月23日，包括金庸在內的916名新聞工作者在《明報》等媒體發表宣言，重申報道事實、崇信真理的天職，恪守專業守則，“言論自由不能寄望當政者仁慈施予，有志者須積極爭取”，誓言“一旦被控，決不透露消息來源，並放棄以此作為辯護，以求茍免”。金庸是第四個簽名人。

他一直為香港的中文傳媒感到自豪：

在麥裏浩、尤德、衛奕信的時代，香港中文傳媒的水準世界第一，中國內地、臺灣，東南亞各國、美國、歐洲，無一能及。不要說新聞自由，評論的水準、報道的公正和準確，單是版面的幹凈、新聞從業員普遍的道德標準，以及社會人士對全體新聞工作者的好評與尊敬等，香港中文傳媒可說得上是舉世無雙。

但到了彭定康時代，突然之間，香港中文報刊的水平向下急墮。今日香港報紙的讀者，人人搖頭嘆息……①

二、《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

1993年11月25日，在香港開幕的一個新聞研討會上，金庸作了《三地同業，皆兄弟也》的演說，提出新聞工作者有一份重大的社會責任，即對政府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和批評，揭露社會上不公平的情況……認為新聞工作者有一個共同的基本信念，那就是堅持事實，堅持是非的分別，對任何事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對事實真相一定要如實反映。②

1994年3月12日，香港大學舉行“香港講座：十年過渡的記錄（1984—1994）”活動，他用英文演講《大眾傳媒與開放社會》，稱香港是個開放社會，人口98%是華人，“我們生活在一個人人有自由、一個法治的社會之中”。“一個人民教育水準頗好和資訊充足的社會，不會容許長期受到欺騙和惡意誤導。這是開放社會的最重要的優點，大眾傳媒在社會裏起著創造、促進和保持這個開放特質的作用。”香港的大眾傳播必須忠實，這不僅受道德上的約束，也受到市場的現實所支配。讀者有選擇的自由。③

相隔五年半，1999年10月26日，“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經營管理”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他作了題為《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的長篇發言：

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做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做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我們傳播媒介，如同軍隊、工農業一樣，要為這個大戰略目標服務，要遵從中央的統一指揮，各自盡力。

① 《什麽東西退步了？》，《明報月刊》2002年7月號，21頁。

② 《金庸散文集》，227、228頁。

③ 《明報月刊》1994年5月號。

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聞工作者非聽命於老板不可。我在香港做了四十年以上的新聞工作，十分明白所謂“新聞自由”的真相。香港政府的確不能幹預報社和電臺的工作，事實上也完全沒有幹預，但新聞機構的方針政策，卻完全由機構的主持人決定。記者、編輯必須聽命於總編輯，而總編輯必須聽命於機構老板。

……在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從事新聞工作，那又怎樣呢？“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的利益效勞”是第一要義，所以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因為黨在領導國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決策。①

當年12月，上海《新聞記者》月刊全文刊載時加了個“編者按”：“他結合親身經歷，生動而又風趣地闡述了對新聞傳媒作為政黨‘喉舌’與‘工具’的理解，並用大量事實痛斥了西方所鼓吹的‘新聞自由’、‘人權大於主權’的極端荒謬性，他還談到了提高報人素質和辦好新聞教育問題。這次談話所涉及的觀點，出自一位長期生活在香港的老報人之口，在與會者中引起了熱烈反響。”

這篇談話引起海內外輿論的矚目。《明報》舊部、文字之交董橋讀到這些觀點，12月28日在《蘋果日報》“時事小景”專欄發表《金庸在杭州的談話》說：

金庸這樣堅決的立論，似乎建基在談話中的三項觀察：第一，傳媒是保國為民的重要工具，筆桿子既可以出政權，也可以毀政權；第二，目前中國政權十分穩固，應予支持，他今年在俄國聖彼得堡和愛沙尼亞所見的人民生活，遠遠不及杭州人；第三，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傳媒言行不一，最終也是為他們的階級利益服務。

……寫小說奠定文學地位的金庸，正是著名報人查良鏞先生。他從事新聞工作四十七年，閱歷豐富，隨便說說傳媒問題，肯定影響深遠。查先生這篇談話雖然是在杭州發表，我在香港拜讀，竟有天涯咫尺之感：他對西方和香港的傳媒運作自有精辟的看法；他要新聞工作者向解放軍看齊，那倒是香港傳媒人要從頭學習的課題了。查先生的言論前進得很。①

① 《新聞記者》1999年12月，17—19頁，文末註明：記錄、整理者：萬潤龍，經金庸本人審定。

兩天後，金庸在《明報》回應說，董文“語焉不詳，斷章取義”，並公布講話全文，他在前言中說：“談話在內地發表，情況自與資本主義之香港環境歧異，錯誤或不足之處，敬請指教為感。”

有人指出他講話“互相矛盾”，他一面說“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傳播媒介，全然談不上什麽‘真實報道，公正評論’”，一面又說“作為一個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我信奉‘忠於事實，公正評論’的信條”。2000年1月20日，連經濟學家張五常也寫了《新聞何價？——與查良鏞商榷》一文：

……我絕對不同意查老所說的，美國的傳媒往往不盡不實。……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報道遠比“大躍進”期間，一小畝地可種出數十噸糧食的“為國家好”的消息可靠得多。

我最不同意查老之處，是美國要“顛覆和侵略”中國。歷久以來，美國的傳媒慣於“顛覆”自己的政府。②

1999年10月，《明報月刊》出特大號，“新中國五十年總評說”專題的頭條就是金庸的《文景開元，何足道哉！》：

1976年清除“四人幫”後，踏上開放改革的康莊大道。漢朝文景，唐朝貞觀、開元，清朝康、雍、乾三個時代固然強盛繁榮，但有不少封建皇朝的腐朽與不合理、不公平之處，對人民壓迫剝削太多。這些情況現在大都已經革除了。如果今後繼續堅持開放、改革、法治、穩定的政策，放眼於百年大計而不計較一時的小利小忿，再行之五十年，中國又一個強盛興旺的黃金大時代在望，文景開元，何足道哉！

① 董橋《沒有童謠的年代》，154—155頁。

② 張五常《學術上的老人與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69—72頁。

循著這些思路，我們便可以理解金庸在杭州的講話。然而，香港的董橋他們又如何理解得了他的心思？

三、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自1994年10月金庸得到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的職銜以來，浙江大學、杭州大學、南開大學、華東師大、中山大學、遼寧師大、吉林大學等內地大學先後以名譽教授相贈。

1998年，與金庸關系密切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轉任新合並組成的浙大黨委書記。1999年，浙大聘金庸為人文學院院長。1985年張浚生到港任職不久，就去拜訪金庸，他以白蘭地酒招待，兩人從此結交，曾多次一同外出旅游。

75歲高齡的金庸對浙大學生說：“我沒本事做你們的老師，不過年紀大些，做你們的大師兄好了。浙大的學生真的跟我很友好，自稱小師弟、小師妹，在黑板上寫了‘歡迎大師兄給我們講課！’的字。”①面對中央電視臺的鏡頭，他則說：“我們人文學院有七個系，有中文、歷史、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這些我懂得，我可以給學生講課，教新聞也可以，我辦過報紙，新聞意識我也懂得，還有國際關系，還有社會學，我也研究國際法，所以也懂得。七個系（之中）六個系我全部懂，我可以教，所以這個人文學院院長我有資格做。”②

之前，1997年4月4日，金庸向浙大捐贈100萬港幣成立了“浙江大學金庸人文基金研究會”。浙大給了他全校最高的教授待遇，他把所有工資都放到這個基金裏。他對白巖松說：“我自己版稅收入相當不錯，自己很夠用了，原來有資產在香港、外國，所以不需要靠這裏的薪水生活，如果不請我做院長，我也會捐錢的。”

2000年，金庸正式得到浙大的導師資格認證，受聘為浙大人文學院博士生導師。浙大歷史系教授何忠禮參加過主要由歷史系老師組成的基層評議，“別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幹論文，厚厚一沓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張空白表格，上面寫著‘查良鏞’三個字”。他們拒絕進行這樣的評議，表示“由上級領導決定”。何坦率地指出，“金庸對歷史學基本不懂，讓他帶博士完全是誤導學生”。覆旦大學葛劍雄教授說：“浙大沒有遵守學術規範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的規定，評金庸為博導，或許他們只考慮了有利的一面，但實際上卻損害了浙大的學術聲譽，對金庸也不利。”南京大學董健教授稱這是“一場錯位”。

① 田家明《劍橋觀禮記》，《明報月刊》2005年10月號。

② 2005年5月21日中央電視臺《面對面》。

對於這樣的批評，金庸內心並不服氣。2003年7月，他在央視《新聞夜話》不無傷感地說：“我現在的想法是覺得自己學問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說也不寫，從大學開始就專門研究歷史，研究外國文學，那麽到現在大概跟其他的大學教授學問差不多了。”2005年他對記者說，自己正在寫《中國通史》，“南京大學有個院長批評我，金庸不是科班出身，不是研究歷史的。但北大有教授就認為，歷史學家和歷史工作者是不同的。歷史學家要目光很遠，需要一個大的歷史觀，而不是考證哪一點”。問及他是否希望自己的研究得到內地史學界的認可，他回答：“能承認當然好。但有時候一旦妨礙到個人的利益，他覺得你想得太聰明了，他想不到，不肯承認，就情願打倒你，來貶低你。”①

金庸對在浙大的身份特別看重，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董健記得他們在南大見面時，他一再“淡化”武俠小說家的身份，強調自己是“歷史學家”、“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他遞上名片說：“請不要叫我金庸，我是查良鏞，我是研究國際關系史的教授。”

餘英時“對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詣更為欣賞”。金克木說金庸的史學佛學見解，“論水平未必是‘超一流’……然而以史學佛學入小說，在武俠中講‘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2001年，金庸到南京大學演講，學生想要聽他講武俠小說，他講的卻是“南京的歷史與政治”。結果，演講不到一半，聽眾就起哄、鼓倒掌了。一名歷史系學生對董健說：“這報告的學術水平連我們系的副教授也達不到。”臺下一片叫聲：“我們請你講小說！”他急得滿頭大汗、氣喘籲籲。在場陪同的董健擔心出亂子，叫主持人請同學改用提問的方式來穩定秩序。所有提問或是關於武俠小說的，或是關於他愛情生活的，沒有一個人問及“南京的歷史與政治”。①

① 《中國新聞周刊》2005年第3期，29頁。

此前1994年10月25日，在北大授予金庸名譽教授頭銜的儀式上，大家也希望聽他講武俠小說，他卻要講歷史，講中華民族長期不斷發展壯大的規律，內容與他三年前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講的差不多，結論是，“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他多次提及，“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覺得我的這些觀念比較新”。②北大教授陳平原說，“可在北大演講時，則未見大的反響，主要原因是，關註種族沖突與文化融合，乃史學家陳寅恪一以貫之的學術思路，其入門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長孺以及眾多再傳弟子對此均有很好的發揮”。

金庸的民族融合論觀點在《天龍八部》《鹿鼎記》等作品中都有體現。韋小寶生於妓院，他的父親可能是漢、滿、蒙、回、藏等任何一族的人。他到揚州問母親：“我的老子到底是誰？”他母親也不知道，可能是漢人、滿人、蒙古人、回族人，甚至是西藏喇嘛。對中國各民族一視同仁是金庸武俠小說的基調，在他筆下，出身世代書香門第的陳家洛不僅愛上兩個回族女子，最後還皈依伊斯蘭教；大英雄喬峰是契丹人；《白馬嘯西風》中，李文秀愛上了哈薩克青年。然而，當他將武俠小說中的歷史觀形成“學術性文字”，在北大講壇上卻“未能博得滿堂掌聲”。陳平原認為，“對於中國歷史的獨立思考，乃金庸小說成功的一大關鍵”，但是，“對金庸的史學修養，不應估價太高”。③

金庸在成都給一些作家講羌族歷史時說，“羌族在歷史上曾經是最大的民族”，“羌族與西南的漢人聯盟，建立了西周”，還說“正在研究羌族的滅亡”。消息見報，精通文史的詩人流沙河就公開撰文批評，所謂“西南的漢人”又是大笑話，武王伐紂是姓姬的周民族領導羌族和其他七族，哪來什麽“羌漢聯盟”？那時哪有什麽“漢人”？此外，羌族還在，還有羌族自治縣，並無滅亡預兆。④

① 董健《善作秀者必虛偽——說金庸“華山論劍”》，《現代快報》2003年11月10日。

② 《明報月刊》1994年12月號。

③ 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27頁。

④ 流沙河《又挑金庸》，《流沙河近作》，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44—145頁。

四、“人在江湖”

2000年9月，金庸在長沙岳麓書院講中國歷史的大趨勢，由湖南衛視直播，與在北大講的大同小異。一位現場聽眾說：

老先生從春秋戰國開始講起，歷兩漢而至隋唐，結結巴巴地論述他的民族融合論，這個話題恐怕很難引起臺下以青年居多的聽眾共鳴，老先生看來也不是很擅長長篇大論的表達和渲染，再加上口音的緣故，看來聽眾是聽起來不算輕松，但還是保持著禮貌的安靜。……再看到臺上吃力的老先生……①

2003年7月25日，他在杭州為《金庸茶館》創刊而舉辦的演講會，講的也是類似的話題。門票標價188元，但是杭州劇院門外有人在賣票，開價20元，還價10元即可。劇院內許多座位都空著，並沒有出現爆滿的場面。大部分門票都是“紅石梁啤酒”送的，那幾天紅石梁啤酒的銷量以每天150%的速度遞增，許多飯店只要喝啤酒就可以抽獎，二等獎的獎品正是門票。

那天的最高氣溫超過40℃，是杭州多年未遇的高溫。下午三點將至，金庸出現在臺上，攝影、攝像記者忙乎了一陣之後，主持人宣布演講開始。他慢吞吞地拿出一沓打印好的講稿，開始講中國歷史。好像提到了《資治通鑒》，也提到了羅素的《自由和組織》，他耐心地循著講稿講，偶爾擡頭離開講稿。他的語速很慢，語調也低，有點含混，北方來的記者就不大聽得明白。現場聽眾雖沒有喧嘩，但對他講的內容，明顯沒有多少興趣，場內的氣氛有點沈悶。演講持續大約半小時，參與直播的新浪網工作人員轉達網友意見：“演講太學術了，沒有興趣，希望可以自由提問。”

金庸慢吞吞地收回講稿時，有點不大情願地撇嘴。提問開始，氣氛才開始活躍起來，但沒有一個問題針對他剛才講演的內容。大多數問題都算不得問題，或是捧場，或是邀請。

① 網文《夢底老梅樹，花開慷慨紅——我在岳麓書院看到的金庸》，2000年9月。

主持人剛剛講過他是“金庸茶館”的股東之一。他在“金庸書友會有限公司”掛牌儀式上也說：“以前有不少香港人稱我為‘查博士’，我在杭州開了金庸茶館以後，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茶博士’了。”然而，當有人問及他對“金庸產業”有什麽設想，他在當中起什麽作用，或者說白一點，最終他能從中分得多少錢對，他回答：

我不太了解“金庸產業”的問題，我知道目前為止他們準備拍攝動畫片，動畫片除了他們公司之外，還有其他地方買斷我的動畫片版權。文新集團我希望他們能夠成功，我的投資也很好，我也沒有希望能在這裏賺錢，我希望《金庸茶館》能夠辦得成功。如果動畫片能夠賺到錢，如果《金庸茶館》可以賺錢的話，可以把這個對話的平臺長期維持下去就滿意了。

那年春天“非典”過後，杭州要做一個“抗非”紀念雕塑，他以“半個杭州人”身份捐了一套港版《書劍恩仇錄》拍賣。一個杭高學生患白血病需骨髓移植，社會各界紛紛伸出援手，全班同學給這位校友寫信，他捐了一套簽名的武俠作品集。那天，有人問他對錢怎麽看，感覺他在捐款時經常是捐書，是不是覺得捐書比捐錢好？他笑著說：“我怎麽看錢？我買股票、投資老是賺錢。在杭州我曾經捐了‘雲松書舍’，價值1400萬。”主持人馬上補充說，金庸擔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不拿工資，這次演講會不要出場費。

在西湖造屋是金庸的一個願望，1993年3月31日他對《明報》記者說：“以前我講過，退休之後希望在杭州有一間房子。……杭州市政府又舊事重提，願意在西湖邊上給我一塊土地起房子。這是特別照顧，因為西湖邊是不許建私人住宅的。我欣然接受，以滿足對故鄉的依戀思念之情。”別墅還沒建成，媒體上就傳出批評的聲音。1996年11月4日，占地4.5畝的‘雲松書舍’竣工不久，他決定捐給政府。他說：“當時我蓋這個別墅的用意就是我退休之後到這裏定居，做學問，會朋友。等到全部造好後我來看，我覺得這個地方太大了，房舍的結構太精美了，我一個普通老百姓來住這樣好的地方不大適合，我就捐給了浙江省杭州市政府。”

有記者問：“您都80歲了，還這麽飛來飛去，是覺得自己不夠有名，還是覺得錢不夠多？”他的回答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外面是酷暑高溫，他穿著白襯衫，系著領帶，在舞臺的燈光下，滿頭大汗，時不時接過毛巾，用力地擦汗。時間到了，人們還不想放過他。

金庸的身影不時出現在各種熱鬧的場合，各地的“論劍”不斷，他的動靜成為媒體娛樂版津津樂道的熱點。2003年10月8日的金庸“華山論劍”可以看作是高峰，《南方周末》的報道即以“金庸的節日”為題。

金庸“華山論劍”在海拔1614米的華山北峰舉行，陜西電視臺全程直播三個多小時，他先是乘索道上去，再坐上紮著紅綢的滑竿，抵達北高峰那個小廣場，被選為對話對象的包括司馬南、孔慶東、張紀中、魏明倫等人。當天華山風景區封山八小時，為保證電視直播的順利，出動了500名警察和150名武警。（第二天，他去法門寺，當地也出動了上百警力。）對此他也不大滿意，當眾嘟著嘴巴說了一句：“我本來沒讓他們封山，他們怕游客看到我會找我簽名，一定要封。”

一位讀者坐了十來個小時火車趕到西安，卻聽說華山封山，十分失望，通過旅游局的朋友關系，一大早趕在封山前登上華山，卻只能在北峰旁一個小亭子裏看電視直播。“真正看到這次所謂的華山論劍時，還是大失所望，領銜主演的金庸的表演頗讓人失望，畢竟80歲了，顫顫巍巍，連咳嗽帶喘，吐字不清，甚至有點語無倫次，還時不時老淚縱橫，真難為他老人家了，與一群文化人在那裏為一些典故扯東到西……”①

華山封山八小時，據說直接的門票損失400餘萬元。陜西電視臺對外公布，這次活動投入的400萬元已順利回收，整個活動只贏利40萬元。事先金庸希望，“這次活動不要把任何帶有商業性質的東西引進來”。“‘華山論劍’不是武功上的比試，更不是一次商業炒作，它是一次文化人之間的談論，是純粹的文化對話，希望它能夠在文化氛圍中開始和結束，千萬不要搞太多的商業廣告。”陜西電視臺副臺長王渭林證實，“金庸先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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